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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與傳統
傳統的誤讀
我認為我們可能誤讀了我們的思想文化傳統。很久以前就誤讀了，現在還在誤讀。
不是個別的，不光在國內，甚至不是少數，而是相當多的研究者都傾向認為：儒家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中心。還有的把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來，以為在中國，儒家就是傳統。這樣來看待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就是對文化傳統的一種誤讀。
不妨回顧、檢討一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
先秦時代，春秋戰國時期，是諸子百家爭鳴競放的時代，儒家只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無所謂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顯赫，因此才有焚書坑儒，更談不上儒家中心。
兩漢，西漢前期倡黃老之術，「王霸道雜之」；至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地位始有所改變。但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引入漢代盛行的讖緯學說，試圖用陰陽五行的觀點詮解儒家，實際上是自亂儒統，尊之適足以卑之。
董仲舒的儒學，是變了味的儒學。
東漢，佛教傳入，道教始興，剛剛確立但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的儒家的地位，遇到了異教旁門的挑戰。
魏晉時期，那是玄學的時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熾，儒家退為守勢。
隋朝和唐朝，特別是唐朝，那是個大文化時代，相容並蓄，無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優勢的是佛家和道家，不是儒家。
宋、明出現理學和心學，既是傳統儒家思想的發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轉型。準確地說，是儒、道、釋、莊、玄、禪，各種思想彼此交融、互相吸納的結果。至於明代一般市民的生活，與儒家正統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才有《金瓶梅》那樣的作品出現。
清朝，一開始打亂了傳統，後來又修補傳統；既尊儒，又奴儒、坑儒。號稱盛世的康、乾時期，在經濟上、軍事上、版圖上，是世界一流大國；文化上，是十足的小國心態。反儒學潮流，有清一代，始終沒有停止過。
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來不是單獨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儒家中心說解釋不了歷史。儒家即傳統是對傳統的誤讀。歷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躍時期，都是各種思想競爭、融會、相容、並立時期。這正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神。漢、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在於它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博大氣象。漢代打開了西域的大門。唐代長安成為世界文化的交會地，西來東往，胡漢雜處，奇裝異服，一派繁盛熱鬧景象。
用中國文化精神培育出來的知識份子，往往把儒、釋、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無礙無隔。不是某一種單一的思想，而是各種思想的合力，鑄成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中國傳統社會的思想禁錮誠然是事實，但作為知識份子個人，反而保持相當大的思想活性。愛因斯坦提出的科學研究的內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就內在自由而言，中國文化為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極其廣闊的空間。
中國文化對異質文化的吸納與消解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在中國版圖之內，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劑。對世界各國文化，中國文化採取的態度是禮之、師之、納之、化之，如同孔子所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易經》上說：「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又說：「物相雜，故曰文。」這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絕好概括。這種精神屬於中國文化整體，絕非儒家一家一派所能代表。
最近，國內思想文化界，復興儒學的聲浪甚高。我個人認為，這樣做，似有偏頗。面對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課題，只是堅執儒家即傳統的儒家中心說，強調復興儒學，其結果，我們最多也只能變成另一種儒家，哪怕是新儒家或新新儒家也好。對中國文化整體而言，未免太偏狹。
問題是由於何種原因導致了對傳統的誤讀。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著眼，把思想文化與社會制度混為一談，是重要原因。制度雖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與否的標誌，但制度是暫時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則追求完美，不僅屬於一個國家，而且屬於全人類。過時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文化傳統有斷而相續的特性，永遠割不斷。陳寅恪先生曾說：「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這真是通史明變的大判斷，惜時人鮮有注意者。
總之破除儒家即傳統的儒家中心說，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區分開來，是兩個關鍵。在認知上解決這兩個問題，可以走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正讀，並進而求得正解，為恢復和重建中國文化所固有的會通三教、相容百家，無所不包括、無所不師承的博大而恢宏的精神鋪設條件。
此文係根據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回際學術研究會所作演講縮寫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