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愛盟‧保釣－風雲歲月四十年
那些年，他們肩挑家國氣運 童永昌
仔細回想起來，父親從未深談過海外的故事。營區高聳的松樹、筆直的將軍道，以及營房裡揮之不去的、夾雜噴漆與汽油的味道，是我們對他事業的主要記憶。反共愛國聯盟則具現化為每年的聚會。在這些日子，父親會換上便服，帶我們出席充滿歡笑、美食與溫馨的會場，偶爾參加一點抽獎，還有歌唱。
這樣，愛盟在我們的童年記憶中，便與愉悅劃上等號。那是父親難得放鬆的場合，也是他忙碌的軍旅生涯中，少數能闔家同樂的機會。
民國八十九年，我們的國家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朝野上下對新世局表達的各種疑惑、不安或喜悅，與我們在那年年中感受的衝擊相比，多少有些不真實。父親在病床上，看著電視宣布在野黨勝選，輕輕說了一句：「正好可以休息一下了。」誰知卻是永遠的休息。大國家面臨重組之際，我們的這個小小家庭，也正歷經巨變。
整理遺物是一個重建的過程，但也就在這些時候，看著父親過去的文件、照片與檔案，才深覺自己的一無所知。偶然的機會裡，課堂要求學生任選一份雜誌，詳述其始末，正在苦思對象時，想起書房裡數大卷的《人與社會》月刊，父親既列名創刊委員，或許正可藉此機會，探尋他的過去足跡。
報告的成果無足道，但過程卻彌足珍貴。父親有兩篇保釣運動的紀錄，一為刊登在《人與社會》月刊六卷三期的〈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以報告書的形式，條列記載釣運各階段事件；復於民國七十四年撰寫〈沒有英雄的歲月〉，收錄於愛盟的回顧文集《風雲的年代》，以較為感性的筆法，重述當年的愛國運動。這兩份文件以及《人與社會》、《風雲的年代》收錄的文章，即是我當年對釣運與愛盟歷史的全部認識。
愛盟源自保釣，保釣則源自中日兩國對釣魚台主權的爭論。「固有疆域」的取得，既是國際法問題，也是歷史問題，中日兩國孰先發現釣魚台、是否持續佔據，既有爭論，亦難有共識。但日本於清廷割讓台灣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將「尖閣群島」判屬「台北州」所有，應無疑義。台北州既歸還中國為台灣省，尖閣群島改為中屬之釣魚台群島，實亦有法律依據。但歷經戰後局勢的改變，美國實際掌控東亞的政治秩序，已有意將釣魚台歸屬最欲拉攏的盟友日本；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因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全賴美國的支持，對於美日的行動，雖有不滿，卻難有實際行動。一九六九年開始，日美既有歸還琉球的共識，而釣魚台則依日本主張，歸屬琉球；自由中國此時卻面臨共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步步進逼，聯合國之席位既賴美國保全，更難以強硬姿態向美日抗議。
父親於一九七○年春天，以上尉軍階赴密蘇里大學就讀，面對的就是此山雨欲來的局勢。政府既困於時局，毫無作為，留學生難免心急如焚，深恐誤國，各地紛紛成立保釣組織，期能發揮影響力。在當年末，父親趁寒假由密蘇里出發，先西再東，旅遊各州，順便聯繫同志。在得知全美各地將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舉辦遊行後，即聯繫密州各地，成立行動委員會，遊行順利舉行，也使活動主辦人信心大增。
「一．卅」遊行是保釣運動初試啼聲，國內固然引發回響，亦促使海外學人進一步構思更大規模的行動。然而這種樂觀氣氛，並非沒有隱憂。回顧當年參與者的紀錄，都指出保釣成員左、右、獨派紛雜，雖然短暫統一在捍衛國土的主張下，實則暗潮洶湧，伺機而動，其中自以左派學生著力最深。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顧忌國際局勢，不得不「持重」；留學生抗議、遊行等行動，在當時國內保守風氣看來，又不免有動盪、激進之慮，甚且指學生將「為匪所利用」，海外工作單位亦反應遲緩，政府「懼亂」而不能「用亂」，其結果是錯失民氣，喪失了保釣運動的主導權。這種現象頗令學生憂心忡忡。父親在一封給大使館武官的信件中，也明白告知此問題：
本運動因主題意識及口號之響亮，引致留學生廣大之反響，由於事前並未及時疏導，事起後徒以壓制、不合作、不參與之方法進行，反而引致反感，芝加哥區之受攻擊最烈，此為最大原因。……但如吾人以全盤作用觀之，亦足可因勢利導此一團結力量，走向有利方向，如僅處處防範，適足以授人以柄，而行動反處處受制，被動必敗，非兵事而已。
信中尚有建議數條，周書楷大使函覆，僅稱「交本館有關單位參研」，考量到當時國內的基調是務必持重，使館人員自然消極以對。
這封信反映了當時愛國學生面臨的困境。他們既主張國府享有中國正統，但又無法為政府的軟弱作為辯護，不免使自己在對抗左派學生統戰時屈居劣勢，更有甚者，國內時時透過關係加以勸阻，前有強梁，後有誤解，真可謂腹背受敵。部分人士遂趨於淡漠，而釣運組織遂漸由左派學生掌握。釣運分裂並變質，已是時間問題。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的「四．十」遊行，是美國保釣運動的最高峰，也是最後的一次大團結行動。遊行由紐約保釣會主導，全美各地留學生蜂擁而至，父親大約在此時也參與了相關會議，而據觀察，左派學生既著力攻擊政府，總結的會議也有一盤散沙、茫然莫從之感。但左右兩派學生的矛盾，已越見明朗，釣運的主軸即將轉變，使留學生界走向全然不同的方向。
今天回頭評論政府的作為，「錯失先機」大概無疑義。理性而言，釣魚台之喪失，即將成為國際現實；我國在聯國的席位，亦朝不保夕，值此不可為之局面，政府之持重，自有考量；反之，左派學生之全面倒戈，亦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群眾運動本是情緒行為，既不能泯於未行，又不能導於已發，舉措失當，徒使留學生與政府反目，彼此誤解，虛耗力氣，既然席位終不可爭，何妨與留學生同聲氣？但若從大環境而言，這卻又在情理之中。政府在長期的保守環境下，固然善於理性為政，但卻不能掌握百姓的觀感與心態，在國內尚可依靠治安法律、新聞管制製造和諧，在國外就難以平復留學生情緒。倘不能從中習得教訓，海外聲望恐將一敗塗地。
「四．十」遊行雖是重大活動，但參與者到底佔海外學界多大比例，仍有疑問。雖有留學生熱中國是，但亦不乏潔身自愛者，而釣運由民族主義情懷，一轉而為政治上的「排我納匪」後，大部份非左派的留學生心灰意冷，大約都影響了此時同學參與活動的意願。四．十遊行結束後，除短暫因車禍療養外，父親繼續在密大辦理各種活動，諸如中國之夜、中華文物的展示、國片播放等，這些行動既在推動國民外交，亦在標榜中華正統。結束密大學業後，則一方面繼續聯繫各地學生，一方面持續參加愛國運動。一份他拜託同學幫忙的信函，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氛圍：
謹寄上「致美友人書」信稿一份，請以最快方式送交當地報館，最好約幾位同學一起去，欲求時效，不得已也，拜託：請於刊出後，寄下下報紙一份（刊出刊就行），擬彙集後送交尼克森及國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伙伴向來愛國不後人，舉手之勞，量必能共襄此舉，也不致令我有白開幾天夜車之感，謝謝。……黃石行，人太少了點，伙伴，伙伴，能來就來，長考頻頻，會走火入魔的。
「致美友人書」內容為何，今已不可考。想是希望動用輿論，聊盡人事。黃石行則是當年稍晚在黃石公園舉辦的大會。此信的對象是台灣同學，從中也不難推斷，同學對這些政治行動興趣缺缺。這或許也反映了一部分留學生的看法。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至五日在密西根安娜堡召開的國是大會，在今天被視作左右兩派決裂的分水嶺，從各種材料來看，政府實已掌握了相關動向，並且不願重蹈該年的覆轍，積極投入指導，提供對策。父親寄給芝加哥副領事的信件，提及需要「知己知彼」，可見此時愛國學生已有較多的資源，並且有聯繫、組織，以備九月的大戰。然而即便部分愛國學生參與其中，仍無法阻止國是大會最終左傾，甚至提出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等決議。隨著中共在十月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釣運的左右之爭看似大勢底定，左派的學生獲得了最終勝利。
當我打出「最終勝利」這四個字時，不免是感到有些趣味的。在我們成長的一九九○年代，自由中國地區正以高所得、高文明的形象，遙遙領先共產中國。另一方面，當年參與保釣運動的愛國學生，大部分學成歸國，成就卓著。也因此，直到自己進入大學，開始閱讀歷史，才「驚覺」釣運當年，竟是由左派學生取得優勢，而愛國學生其實頗有喪家之感。
這個誤解，顯然是因沒有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當下，當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全球皆認為中華民國即將消滅之際，左派的學生早已抱定中共的大腿，積極學習馬列毛主義，準備投身「新中國」；另一些對中共素無好感的學生，也只能徒發悲觀主義的論調，一邊「唱衰」中華民國，一邊打算定居海外。所謂的愛國學生，其所抱持的國家主義情懷，並非趾高氣昂的勝利者之姿，而是四面楚歌的孤臣孽子之態。父親在十月廿五日當晚的紀錄，是很好的寫照：
十月廿五日我國被「迫離」聯合國，當晚我走在加拿大首府渥太華冰霜滿地、淒冷的河邊，遙看加國電視以“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報導國內木然肅立唱國歌的小學生，並以憐憫的口吻「悼念」台灣即將就此消失，那時內心的隱痛、機動無以復加。我發誓此生絕不讓邪惡得逞，中華民國的歷史永不會留白。
在左派學生歡天喜地，與中共代表團共慶勝利的同時，愛國學生反而因激憤，找到了新的動力，經過十二月廿五日的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會議，匯集成反共愛國聯盟，其效率之高，意志之堅，氣勢之盛，恐非安娜堡國是會議可以匹敵，亦非釣運一開始的參與者所能預料。
平心而論，在「保衛中華民國」與「保衛釣魚台」兩個議題，前者自比後者易獲得留學生回響。留學生在國內已受多年的反共教育，雖然到海外改變態度者不少，但中共政權的負面形象，仍是多數學生熟悉的課題。「仇日」固然有之，「仇共」豈在少數。此外，留學生既來自台灣，亦不願家鄉同胞受中共摧殘，左派的態度越驕傲，越否定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越會激起反感。從政府的著力而言，保土運動既有民族主義色彩，在中共獨霸民族主義大纛後，我國很難加以辨析，但若將議題鎖定反共，則可跳脫民族主義困境，運作起來自也較為有利。
然而這種客觀分析，不能完全說明愛盟的出現。留學生的憤慨仍是因深切體認到國家的危急存亡。左派學生在當年是否受到中共的實際操控，不得而知，但至少就當事人的角度而言，他們也自認是一片赤誠，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難免令人覺得是落井下石，更何況，大部分學生還是受台灣政府栽培才能留學海外；相形之下，愛國學生雖然後來在國內成就非凡，但在七○年代當下，他們多半沒有顯赫出身，在美國本可安家立業，卻願意在國家危難之際，雪中送炭。與左派學生勝利者的姿態不同，愛國學生「退一步即無死所」的領悟，或許更是關鍵。許多早期置身事外的學生，因此契機，投身愛國運動，在今天保留的紀錄中，他們不乏受學業、事業所困，自顧不暇者，但人人奮不顧身，以國家為己任；出錢出力，唯恐後人。
中共在進入聯合國、與日建交後，即因外交考量，不再積極爭取釣魚台，多少打了左派學生一耳光；鐵幕傳出的文革訊息，也扭轉了海外對共產中國的認識，多位當年熱烈支持中共的海外學者，不少人如今也羞於回顧，僅能顧影自憐地回味年少輕狂。與之相比，本被國際認為即將滅亡的中華民國，卻在七○年代一片團結自強的氛圍中，屹立不搖，歷史的嘲弄在此，至少在這個案例中，歷史也還了公道。
父親在一九七二年春天，亦即愛盟成立的隔年返國，但仍持續關注愛國運動。除參與《人與社會》月刊刊務，也與盟員保持聯繫。一九七八年美中關係動搖，卡特總統似有與中共建交企圖。國內逢此山雨欲來之態，提供愛國運動發揮空間。一九七八年八月，回國留學生召開自立自強大會，《人與社會》月刊也於當月刊出《保釣運動》專號，期使再興當年的反共愛國氣象。愛盟成員再度聚首，成立回國盟員聯誼會。十二月十日，反共愛國大會在僑光堂舉行，卡特宣布斷交後，愛盟也隨即參加中視錄影，發布聲明，並主持中南部的愛國大會。當美國代表團抵台時，愛盟也負責居間協調，疏導抗議學生，以掌控場面、穩定人心。在後來的自強年元旦升旗、各種愛國教育場合，都有愛盟的身影。一如一九七一年，當國家動盪之際，愛盟再度投身護國運動。
這段期間的愛國運動有兩個重點，簡言之為外抗中共，內抗黨外。抗擊中共自不待言；黨外人士主張衝撞體制，也不能容許。愛盟的核心理念，既是保衛中華民國，在黨國一體的環境中，難免倒向國民黨。在此背景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呼籲體制內改革等右派、保守作為，也在情理之中。
對黨外的批判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七○年代釣運中仍聊備一格的台獨勢力，隨八○年代黨外運動的勃興，已挑戰愛國運動的本質。呼籲改革，容或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但主張獨立，不啻危及中華民國的存在，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比中共威脅更大。既然台獨與中共都危及中華民國的生存，指責黨外人士為「中共同路人」，也是當時的特點。在一黨獨大的時代，國家又因危難意識，上下一心，反共愛國既是主調，縱使有歧見，也難有發揮空間。愛盟的理念儼然成為社會主流，所向披靡。
但九○年代一系列的巨變，對愛盟卻彷彿不太友善。
蔣經國總統在一九八八年去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一開始，李政府似乎仍意圖沿襲早期的國家方向，並曾接見愛盟成員，但一連串的政治變革，似乎已經暗示，愛盟所熟悉的八○年代，將會一去不返。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例，從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與其說是終結兩岸的敵對狀態，毋寧說是宣告我國放棄與中共爭奪中國的正統。連帶後來的本土化教育、新台灣人認同，再到兩國論，我們似乎可以判定，廢除戡亂條例本與和平無關，「關係正常化」實在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鋪路。政府既無意續爭正統，在九○年代初成立政團的愛盟，竟反而成為媒體口中的「特殊立場團體」，甚至令主流政黨領袖避之唯恐不及。黨外團體則在解除黨禁後，組織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逐步挑戰國民黨政權，在攻城掠地之餘，也推廣理念，台獨登堂入室，成為可以大方討論的主張，這難免讓當年奮勇鏖戰的愛盟成員，有昨是今非之感。
外在大環境變動，挑戰著愛盟的信念；第三黨運動導致的分裂，也讓許多成員困擾。不滿於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以及國民黨的腐化，成立於一九九三年的新黨以新銳之姿挑戰國民黨的霸權，部分愛盟成員加入其中，引起分裂。這段不愉快的過往，早隨時間推移、時局改變而消失，政治是一時，友誼可永久，且從今天來看，愛盟成員就令有不同黨籍，其核心理念，仍可謂為同志。
無論如何，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從某個角度看來，或許是宣告「美好的時代已過去」，隨著民進黨在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國民黨即使取得省長與首次總統直選的勝利，卻似乎已日暮西山。另一方面，兩岸的互動頻繁，交流日盛，面對這個敵我逐漸模糊的「和解時代」，既反共，又反獨的愛盟似乎也有點茫然。任孝琦女士在《有愛無悔》一書〈和解時代的迷惘〉一章的最後，引述了劉志同先生的一段話：「危機或許也是轉機，現在是愛盟人思考未來要走哪個方向的時候了。」
《有愛無悔》出版於一九九七年，是愛盟二十五年活動的一個總回顧，但當年所謂的「危機」，包括國民黨的本土化、新黨運動、總統直選、兩岸飛彈危機等等，和二○○○年相比，似乎都顯得小巫見大巫。
公元二○○○年，民進黨以未過半的選票，在三組候選人中領先，贏得選舉。此舉引發國民黨內討伐李登輝的聲浪，指控李扶植台獨勢力，分裂國民黨，使國民黨丟掉政權。李最終在壓力下辭去主席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就像各新興國家的「萬年執政黨」一樣，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國民黨雖非一無可取，但也難逃腐敗、顢頇的命運。在野黨在歷次選舉中站穩清廉、改革等正面評價，最終取得政權。事後來看，二○○○年的政黨輪替幾乎無可避免，因為執政黨的候選人得票最少，即使在另兩組候選人中發生「棄保」，執政黨仍難以延續政權。
但與各新興國家不同的是，除了政府效能以外，政黨尚有國家認同的重大差異。五十年的一黨獨大，多少有點國隨黨生的印象，而國民黨在九○年代的本土化，則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認同，隨著國民黨交出政權，中國認同也看似搖搖欲墜。
新政府著力剜除國民黨時代的符號，代之以新的意識形態。中國認同成為禁忌，民國歷史也成為「他者」，國家以一種陌生的方式，重新塑造認同，對於任何參與早年愛國運動的人士而言，大概都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這種集體的焦慮，在二○○四年的大選攀至高峰。緊繃的選情被一顆子彈攪動，執政黨哀慟不已，在野黨卻認為是自導自演，最終政府連任，在野黨則佔據總統府前的廣場，展開長期的違法抗議。
遊行抗議，本來是釣運的常態；但違法抗爭，對於早年呼籲穩健理性的愛國人士而言，大概是全新體驗，而呼籲以大局為重的政府高層，在當年卻提倡衝撞體制。我猶記得在某次愛盟聚會結束後，成員信步到廣場的經驗，那也是首次，七年級的我們接觸到抗爭的實況；而電視上出現的，愛盟長輩在宣傳車上發表言論的畫面，也令人深為動容。政黨輪替造成的主客易位，也連帶翻轉了習以為常的政治文化。二○○六年的紅衫軍運動，更出現在野黨擾亂國慶等舉止，過去看似荒唐的行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卻找到了合理性。
世局的變動，很容易讓人迷惘。當年左派的學生回顧歷史，不免悵然，而愛國學生或許亦作如是觀。反共的「共」變了，愛國的「國」也變了。早年捍衛中華民國的鬥士被打為「共黨同路人」，而反政府成員搖身一變成為建國烈士。愛台灣本與愛中國不牴觸，如今後者成了禁忌；而當年的大敵中共，卻陰錯陽差，「看似」成了中華民國的好友。
但觀念會變，論述會變，「實踐」卻不會。
在一次愛盟的聚會中，趙林先生曾指出，愛盟的政治主張，未必實現，「釣魚台到今天還在日本人手裡」，但愛盟人對國家建設付出的心血，卻有目共睹，這是確論。呼喊「愛國」並不困難，假愛國之名行惡，更大有人在；真正的愛國除了言說，還有實踐。部份左派人士在數十年後，雖然也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錯誤，但在抱怨自己多年被列入黑名單之餘，對於愛盟成員在國內的發展，未嘗沒有一絲怨懟；而黨外人士則指愛盟為國民黨打手，反民主的幫兇。
平心而論，國民黨政府對反政府人士的策略，自有失當之處，但當年左派學生選擇親共，卻非國府強迫所致；反之，愛國學生在危急存亡之秋，願意返國協助建設，又豈能逆料後來的發展？至於指責愛盟專為國民黨打手，既高估了愛盟與國民黨主流的關係，也罔顧了一項基本事實：愛盟成員投入國家建設數十年，與黨外人士相比，其貢獻孰重孰輕？在國家發展的路程上，民主建設自有其比重，但除了反政府，恐怕尚有許多重要工作，需人努力，而愛盟在此過程中，大約亦問心無愧，因為他們始終站穩守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即使在和解時代，與民進黨、共產黨不再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但原則既把持住，愛國的根本理念也未動搖。
但這些關於變動與理念的看法，我已礙難從父親口中得知。二○○○年新政府宣示就職八天後，他溘然長逝。即使在人生的最後十多年，也因職務關係，很少參與政治活動，對此，愛盟也深為體諒。他未及給予我們任何思想上的引領，但今天保留下來的這些文件，以及愛盟各位長輩的經驗傳遞，卻成了我們這一代，思索國家未來方向時，極好的參考座標。
愛盟成立至今，已四十年，長輩們當年面臨的世局，與八○年代出生、成長於九○年代的我們相比，有異有同。相同之處，是中華民國地位岌岌可危；相異之處，除了兩次的政黨輪替，還有兩岸關係的大幅進展，除此之外，最令愛盟陌生的，或許是中國認同的退潮。在歷次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遠不能與自認「台灣人」者相比，甚至「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也在極度萎縮。
雖然有些人會將中國認同的退潮，歸因於李登輝與陳水扁政府二十年的本土化運動，但平心而論，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徹底接納資本主義，走上新加坡式開明極權的路線，已有大國崛起之勢。其以中國正統自居，比四十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政府欲與其爭正統，可著力處卻不如四十年前更多。復因中共於國際上處處打壓我國地位，民眾固然因情緒憤慨，不願被劃歸「中國」；政府領袖亦須於中共限制之中，圖一解套辦法。李登輝時代的兩國論是其一，陳水扁時代的獨立是其一，馬英九政府的一中各表也是其一。中共獨占「中國性」越強，中華民國的「台灣性」也會越強，這在客觀上壯大了台獨思想。
主觀情感上，兩岸分隔六十年，在本省人而言，本與大陸感情不深；即便外省第二、三代，對大陸亦缺乏情感認同，七○年代的愛國人士，大有可能出生於大陸，但其子嗣未必保存對「故土」的信念。弔詭的是，隨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反而可能因接觸而深覺雙方差異過深。「因陌生而認同，因認識而分開」，兩岸關係，未嘗不如此。另一方面，國民黨早年治台的政策、與黨外運動的衝突，也是當前仇中意識的重要原因。七○年代，猶可以「台獨沒有道理」一以蔽之；二○一一年的當下，要說服民眾，恐怕沒有如此簡單。
一九九○到二○○八二十年間，政府意圖建立新的國家認同，卻反而製造了更強烈的分化與隔閡，直到如今，國家認同還是社會的唯一議題，所有其他關於經濟、環保、教育的重大政策，在認同問題前，都顯得不甚重要，乏人問津。候選人沒有政策辯論，只有國族對抗，而民眾也懶得深入思考政策，關心政治僅僅意味關心認同，而關心認同，又往往爭執於是否插國旗，是否使用「Chinese Taipei」而非「China」，以致於重回國際社會、取得免簽，反被稱為「出賣」；因經濟政策失當造成競爭力銳減，卻無人究責。對照當年某些人批評國民黨政府不應退出聯合國，實在令人驚嘆。
認同是否重要，見仁見智，基於各種情仇，我們大概礙難尋求一致的認同，但這實無妨我們持續貢獻心力於台灣社會。台灣人、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這些身分的認同若無高下，那麼何須主張只有某種認同才可以參與國家建設？至於基於認同引致的，對國家未來的不同看法，或統或獨，則仰賴理性的辯論與協商，又豈能說凡主張某一認同，便只能接受某種主張？中華民國是當前的最大公約數，此雖是老生常談，但也是政治現實。既然我們不能肯定，台獨必然會帶來完整的國際法人格；而一九四九年前後聯繫的感情、記憶與歷史，又不可能完全切割，實不需揚棄中華民國，另換國號。另一方面，中共既不願放棄統一台灣，我國又不可能如某些人士主張，不涉世事、只顧自己，則維持中國國號，亦可在兩岸互動中，爭取有利籌碼，這顯然都比貿然獨立，更有利於國計民生。當年輕人徘徊於中國與台灣的零和認同時，愛盟四十年的歷史，正好驗證中華民國路線可長可久之道。
兩岸的發展是統是獨，或者是否有統獨之外第三條路的可能，尚未可知，並且仍繫於中共的態度，非台灣一廂情願可以解決。但隨著經濟起飛、民智開化，中國大陸也正經歷急速變動。共產黨的統治表面上與時俱進，但民眾對一黨獨大體制的懷疑、不滿，也與日俱增。就在這篇文章完稿之際，溫州發生了重大的動車追撞意外，官方的顢頇無情，與網路世界的憤怒形成強烈對比。兩岸「八零後」的交流，也在逐步拓展，武力上「反攻大陸」固然難以實現，但思想與生活的潛移默化，卻正在發生。某年在台招待大陸學生，在經歷一週的遊訪後，這名有意報考大陸公職的青年說：「這裡太好了，還是就這樣吧，別被大陸拿走了。」這簡單的一句話，或許也為兩岸的未來，寫下無限可能。
歷史的當下，總令人深感震撼；但遺忘的速度，也往往讓人吃驚。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也是愛盟成立的四十周年紀念，長輩們既有重出文集、留下紀錄的打算，身為一個八十年以後出生的晚輩，未曾親見當年的風雨，本來沒有資格撰寫任何文字的。但既曾言及願意貢獻心力，也難違陳義揚校長的抬舉，遂提筆（實則是「按鍵」）寫下這數千字心得。這篇文章，因為個人材料的限制，是以父親為中心。父親當年曾在〈沒有英雄的歲月〉中，提及愛國運動沒有英雄，而是全體的投入奉獻；但反過來說，在那風雨飄搖的年代，其實人人都是英雄，我亦以得識英雄，與有榮焉。
謹以此文向愛盟的長輩致敬，敬他們的無私奉獻；也敬他們那些年，肩挑家國命脈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