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自序）　陳曉林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從邃古時代到農業時代，從農業時代到工商時代，再從工商時代進入到如今的「後工業時代」或「資訊時代」，歲月迢遙，星移物換，人間大地已經不知變換了多少次面貌，曾經在人類歷史舞台上，迸發過光輝與熱力的無數英雄兒女、志士仁人，也都已經在滾滾而逝的歲月之流中，歸於寂靜。
然而，在茫無際涯的時間長流中，人間世一切的掙扎、吶喊、奮鬥、堅持，難道果真都沒有恆久而深長的意義可言？
穿越過時間的風暴，畢竟有許多個歷經淘煉的民族，從矇昧的遠古、漫長的中世，逐一踏入了多姿多采的現代社會，各自留下了它們在歲月之流中跋涉而過的軌跡與足印。而無論是否自覺，也無論是否自願，這些軌跡與足印，已經分別成為各大民族共同的感情與記憶，共同的眷戀與關懷。在繁忙而冷漠的現代社會中，這些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甚至已轉化為一個民族之中，人與人之間唯一主要的共通語言。試想：在知識分科與專業分工如此細密的現代社會裏，除了以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來互相溝通之外，尚有何種別的途徑可循？而所謂「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本就是奠基在人與人之間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之上的。正因為擁有著共同的感情與記憶、眷戀與關懷，交互激濁揚清、誘引萌發的結果，現代人的心靈，才能在精確的科技成就之外，仍然不斷締造出嶄新的人文創作。
於是，當代各主要國家都極重視民族遺產的發揚，及歷史古蹟的維護。文學界對於經典作品的詮釋、史學界對於民族史實的強調、藝術界對於傳統風格的探究，以及民俗學界對於通俗資料的蒐羅，幾乎都到了鉅細靡遺的程度，足見現代人對自己民族的「根」，是何等的珍惜與重視。
這些對具體史蹟或文物所作的研究，重點在於抉發、並闡明自己民族資產中，所含藏或體現的「精緻文化」理念與價值。另一方面，由於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家如維科（Vico）、赫爾德（Herder）等人對「時代精神」、「民俗精神」的強調，以及二十世紀著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對文學作品「深層結構」的挖掘，尤其心理學家容格（Jung）對「集體潛意識」的闡釋，現代人對於「通俗文化」的內涵與價值，也產生了莫大的興趣。甚至有人認為：默默流傳於鄉野民間，過去不太受到文人學者重視的「通俗文化」，才真正反映了一個民族在它多數民眾心靈中，汩汩流動著的共同的感情與記憶、共同的眷戀與關懷。
於是，在當代西方文學界，通俗文學的地位，大為提高，以往被視為不入學者之眼、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一經從新的角度重新「解讀」之後，卻可能發現其中含有不少與民族「集體潛意識」之中，多數人民的精神動向之認同或沉澱、嚮往或追慕有關的內涵。而這些內涵中，甚至不乏全人類所共通的普遍性人文情懷與人文價值，即使在二十世紀後期的如今看來，仍具有鮮明靈動的生命活力。
一個民族共同的感情與記憶，或者，一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經常表達、並保留在這個民族的神話、史詩、傳奇、述異、民謠、掌故、戲劇、舞蹈，乃至民俗行為之中。正式歷史所記載的，往往只是一個民族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思想等業績表現，是屬於「顯意識」的部分；神話、史詩與民間傳說之中，則反映了古遠歷史沉澱而成的「潛意識」，從而也恰好可以補充正式歷史的視域與層次。
一般而言，與希臘、印度及西方文明相形之下，中國較為缺少系統井然的神話與格局宏麗的史詩。然而，由於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特別明晰而強烈，所以，歷史作品常常成為承載中國人共同感情與記憶的最佳媒介。可惜的是，中國人的正史在反映民族「集體潛意識」方面，仍然有其局限。這是因為，其一：正史大抵皆出於官方修纂，較為注重體面的維護與具體的功績；其二：正史的文字大多古奧而雅馴，主要流通於博學的知識分子之間，不適合處理詼詭譎怪的民俗傳說；其三：兩千餘年以來，中國的正史累積了太多的冊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民間大眾即使想從正史中，感知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也往往有無從著手之苦。
除了司馬遷《史記》中生動的文字及活潑的思想，是一空前絕後的特例之外，中國的正史，無論如何精采，紀傳體如前後《漢書》、新舊《唐書》，編年體如《資治通鑑》、《遼金元實錄》，紀事本末體如《通鑑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著述體如《通志》、《通典》、《文獻通考》，所處理的範圍或課題大抵全是屬於中國人「顯意識」層次的事蹟，而難以深入掌握中國人「潛意識」心靈的脈動。
好在，遠溯先秦時代，中國即有長期私家撰著及稗官野史的傳統；自唐朝以後，民間講史與說書，更蔚為歷史不衰的風氣。而在這源遠流長的社會風潮中，諸如平話、講史、演義、說書與誌奇、述異等民俗文學，從口傳到筆錄、從粗獷到優美，形成了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觀。這其中，尤其是以明朝羅貫中《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整個歷史演義系統，恰好在歷朝官修的正史之外，提供了一個平行對應的民間野史世界。
這些來自草野民間的文學人物，將中國人在帝王專制的重壓之下，所經歷的掙扎與吶喊，所表現的奮鬥與堅持，所懷持的嚮往與追慕，所體映的眷戀與關懷，以文學家的筆觸，吟遊者的聲調，悲愴而浪漫地傳述了下來，保留了中國人亙古以來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也保留了中國民族的「集體潛意識」。這種歷史演義，形式上略近於西洋文學中的「浪漫傳奇」（romance）及「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el），但卻又有基本上的不同，因為中國的歷史演義，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的事實，而自馳想像，只是往往從民間的立場，揭露了正史所掩蓋著的斑斑血淚與重重煙幕而已。
於是，誠如清代名學者俞曲園所言：「一部廿四史，衍成古今傳奇，英雄事業，兒女情懷，都付與紅牙檀板。」而在中國的鄉野民間，在中國的山陬水涯，尤其在中國的文學讀者群中，紅牙檀板所象徵的歷史演義，永遠是一種鮮活而真切的文學經驗，因為這是中國人共同感情與記憶的結晶，也因為中國人所遭遇的歷史考驗與生命愴楚，可以透過閱讀這些逼近歷史真相的文學作品，獲得一定程度的清滌與昇華。正如古希臘人可以在觀賞其悲劇名家如索福克利斯、尤里披底斯等人的悲劇傑作之時，或近代西方人可以在觀賞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演出之時，獲得清滌與昇華一樣。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上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在古代中國，講史和說書，是一種專業技能，無論是手執紅牙檀板的演藝少女，或是胸羅千古憂苦的負鼓盲翁，其實，都是在述說著亙古以來，中國人共同的感情與記憶，中國人共同的眷戀與關懷……。
如今，雖然時代已進入二十世紀的尾聲，進入「後工業社會」的階段，極目四顧，紅牙檀板不再，負鼓盲翁已遠，可是，中國人的故事，卻仍將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
這些故事，刻畫了中國人在歲月之流中跋涉而過的軌跡與足印，也迴映了中國人在心靈意識中沉澱而成的情懷與價值。在萬古長空中，這樣深厚的一朝風月，可也當真咀嚼不盡。
若以司空圖《詩品》中的句子來表述，正是：「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百歲如流
周室東遷，諸侯崛起，中國歷史按月有了確鑿的記載，但也開始正式進入紛擾多事的混亂年代。
長達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期，一方面在學術文化上，由於周衰文弊，世官失所，而形成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壯觀局面。儒、道、墨三大顯學競爭的結果，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具有明顯入世倫理色彩的仁義學說佔了上風，所以，重義輕利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政治實現上，由於王室獨尊的結構趨於式微卻是一個列國傾軋、權力更迭的風雲時代，公卿世族、才智之士與軍事將領，成為活躍於歷史舞台的主角，其人格特徵與心理傾向，宛然可見。因此，民間文學作品對這個時代的刻畫，也開始從神話傳奇轉變為歷史寫實。
根據《左傳》、《史記》等史書不完整的統計，僅在春秋時代，中國境內即發生過三百七十八次戰爭，可見列國之間征戰與互併的激烈。到了戰國時代，由於具有強大軍事實力的政權，祗剩下所謂「七雄」，所以，戰爭的總數減少，但殘酷的程度卻相對遽增。秦趙之間的長平大戰，秦將白起一次坑殺所俘趙軍四十萬人眾，可見殺戮之慘烈。但列國軍事擴張的結果，也使中原民族的勢力逐漸伸展到淮河流域、長江流域，甚至珠江流域，為未來整個中國的疆域畫下了主要的輪廓，也為世界政治史上，極其罕見的秦漢「大一統」局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而從世界文學史的角度來看，英雄時代通常本應也都是史詩時代，希臘人與迦太基人長期爭戰，而有荷馬的《伊里亞德》；羅馬人削平南歐群雄，而有維吉爾的《伊尼以德》；法蘭克人歷經中古混戰，而有吟遊詩人集體創作的《羅蘭之歌》。然而，春秋戰國經緯萬端的英雄史蹟，不是一部史詩可以涵納的，而秦的強悍、楚的浪漫、齊的通博、魯的嚴謹、吳越的恩怨、燕趙的悲歌，事實上也難以在規格化的文學想像中融為一體。所以，這個時代的英雄傳奇與美女事蹟，往往透過各地民間的口語相傳，而零星流布來下結合著史書記載與民俗傳說，便形成了後代多種講述列國分合的歷史演義，而以《東周列國演義》為其中的翹楚。
五霸七雄的時代，中國境內風雲際會，人才極一時之盛。除了如城濮之戰、諸侯會盟、秦楚相爭、商鞅變法等政治大事之外，管仲與鮑叔牙的生死交情，重耳與介子推的離亂恩怨，屈原與楚懷王的悲劇結合，西施、夫差與勾踐、范蠡的多角關係；以及伍子胥單騎過關、苦心復國的耿耿志節，專諸捨身刺僚、一往無悔的亢直性格，豫讓紋身吞炭、以報知己的義烈行徑，荊軻白衣渡江、力搏暴君的壯士情懷，在在都說明了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曾經演出過一幕又一幕令人目眩神搖的史詩情節。
然而，到了秦漢大一統時代，法家當令，專制成形，這一切深具生命的動態之感與悲劇之美的史蹟，都已成為明日黃花。正是：「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為雄才？」
(
從矇昧邃遠的往古，到幽邈迢遙的未來，
時間的長流，
固然淹沒了無數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可是卻未必能夠淘盡
一切的民族業蹟與文化創造，
因為這是總體性的、客觀化的
人類生命之流，
在浩浩時間之流中的
一片拓影。
(
於是有了對死亡的恐懼，對青春的眷戀，
對永生的追求，對不朽的嚮往。
於是有了宗教的祈求、思想的啟發、
哲學的探索、文學的摹寫、藝術的創作，
面對那無垠無限的時間長流、
面對那飛馳不停的與情驅迫，
人類開始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
作為這些英雄傳奇的共同背景的，
其實即是一整個民族
那遏抑不住
騰躍奔放的生命活力，正在其時到達了
波瀾壯瀾相激相盪的高潮時間，
所以英雄時代通常是
「力」的昂揚時代，
壯美絕倫，動人心魄。
(
在古中國的蒼茫大地上，
自睥睨王侯的豪雄英傑，到埋跡市井的狷介志士，
自狹技遨遊的知名劍手，到紋身吞炭的隱名刺客，
彈劍作歌，仰天長嘯，直道而行，仗義而鬥，
千里行而不裹糧，成大事而不留名，
種種鼓盪風雲的豪俠氣概與英雄行為，
曾經標示了民族的生命力，有一度到達了
何等酣暢淋漓的境界。

泛彼浩劫
遠古渾茫，史實難稽，在文學上是屬於神話時代。
中國雖然沒有如希臘的荷馬史詩《伊里亞德》、《奧迪賽》，印度的《羅摩耶那》、《摩訶羅多》，希伯來的《舊約．創世紀》，或北歐的《尼布龍之歌》之類雄奇瑰麗的大風格史詩與神話，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拙於神話文學的表達方式。
事實上，詩經中的《商頌》與《周頌》，屈賦中的《天問》與《九歌》，都是結構鮮明、想像豐富的史詩型作品。更重要的是，在儒家的理性與入世精神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之後，像《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類中國人的神話想像，仍然透過無數民間口傳創作的藝人，而在民俗文學中匯流與沉積。尤其，佛教中的神話文學，在魏晉之後大量湧入中國，更激盪了中國人的文學心靈中的神異色彩。
於是，透過神話原型與民俗傳說，配合宋元以來的講史和演義傳統，後代文學之士試圖為早期中國歷史刻畫出一個史詩式的造型，便產生了如《封神演義》之類作品。從民族「集體潛意識」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在想像文學上「尋根」的努力。正如一代才人王國維在其詠史詩中所指出：「回首西陲勢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上崑崙望故鄉。」心靈上「尋根」的努力，促使歷史家深入考證中國遠古的文物與制度，也驅策著文學家盡情描摹中國遠古的帝王與英雄。
殷商的滅亡，姬周的崛起，以及周初的分封諸侯，是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於是，在民俗文學的想像中，便也充滿了波瀾壯闊的景觀。《尚書》武成篇與《史記》封禪書中的寥寥數語，到了元代居然可以鋪演為《武王伐紂書》之類的長篇平話作品，到了明代更蛻變成《封神演義》這部氣勢龐鉅的歷史奇幻小說，古意盎然，驚心動魄，或許，正反映了中國民俗文學的一大傾向，即是：試圖對於自己民族的起源、演變，與滄桑，給予一個在想像中可加以「合理化」解釋的文學造型。
紂王暴戾無道，所以火焚而亡；妲己殘忍狐媚，終於以身而殉，從現代人的觀點看來，難免有「泛道德主義」之嫌。然而，哪吒剔肉析骨，以償父母恩情，白藕青蓮，重還己身自由，這種在神話中典型的「叛逆英雄」形象，卻指述了中國文學在另一方向上的憧憬：嚮往精神上絕對自由。而哪吒終於與父母修好；退隱垂釣、絕意世事的賢臣姜子牙，終於加入武王伐紂的陣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終極的「和諧」觀念。不服正統體制的截教通天教主，統率旁門左道之士，與代表正統三教的闡教諸仙，殊死決勝，血流標杵，最後卻以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收尾，將正邪人神之死，悉數委之於「劫數」，而不忍更作追懲。也隱約反映了中國後代子民，對犯有過失的先人，仍不無基於「和諧」理想而生的恕道與善意。
這一幕幕縱想像的神話式歷史場景，若以司空圖《詩品》中的句子來表述，正是：「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窗然空蹤。」

(
一開始，文學就以
皎若霜雪之姿卓立於
太初生民的玄想間。
從原始的無盡荒寒，
到文明的無限擾攘，
從現代的漠漠紅塵，
到末世的莽莽風沙；
這種姿勢，迢遙而永恆。
(
古典是易逝的。
多少美人的翠袖，
空自隔著前代的煙霧招展，
多少英雄的白髮，
早已在歷史的寂寞中擱置；
詩人的袍角，酒客的金樽，歌者的嘆息……。
只有文學，像玉石上千百年來
緩緩凝成的紋理，
絲絲縷縷，把這些記錄下來，供你閱讀。
(
不必觀天象，
你的指掌自能屈算人事。
若有酒，何不空杯。
若有驛車，何不共進？
人生動如狡兔，靜如處子，
一旦場鑣分道，
若要相見，須問參商。
(
明月引潮生，綿綿蕩蕩，
在萬般夢境裏翻湧。
潮來期去，煞像是心情的起伏，
挑動無名的一根琴絃。
潮漲時如水晶屏風瑩然剔透，
潮落時如花如霧煙籠蒼茫，
此情此景，此生此世，
俱在原始渾沌的韻律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