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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生 2008．01．24
書法展仍在繼續著，但我抽空又去了一趟珠海澳門。為的是聯合國際學院新校舍落成，前往慶賀。在澳門，吳志良兄邀我三月中到澳門教科文中心也辦一場展覽。展覽當然甚好，但時間太趕，辦起來可累了。
近日除展覽外，諸事蝟雜，寫來囉嗦，附何耀〈老師，原來是這樣〉一文搪塞吧！近日因知他的病，正惦記著呢！見此舊文，頗生感觸：
一兩年前，在北大三角地看到一張海報，講與《周易》有關的話題，但從未聽說過龔鵬程這個老師，出於對《周易》的困惑，我也去聽了。當時，我聽過一些老師講中國哲學、講《周易》，但我覺得他們講的跟書上講的方式一樣，專業性太強，對於我這樣一個學習商業、重視實用的人來說，沒有太多的啓發。聽完龔鵬程老師的講座，我覺得很新鮮。他講了很多故事，使我們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其實，我第一次聽他的講座，並沒有弄明白他的思路，也沒有感到他與別的老師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覺得他的課聽起來好玩，會聽到許多我們從教科書上看不到的故事和知識。
去年龔老師在北大開了課，講中國文化史。他的課與我的專業課衝突，但我還是想辦法去聽了幾次。這次，我感到龔老師很厲害，想了一些我們不太注意的問題，而且，他把這些問題解釋得很清楚。他講的題目包括家、國、宗教以及中國的飲食文化等。聽了幾次課後，我發現能這樣講，不僅需要對中國文化有一個自己的理解，還要能夠發現中國文化與其他國家文化根本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龔老師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不僅僅是儒、釋、道以及一些人們公認的主要文化形態上。他的課包容力非常大，言之有據，並能把握住幾千年文化的全貌。這樣的老師確實很少見。
今年上半年，我又打聽到他在清華上課的時間和地點，就去清華聽課。這次他對「五四」以來許多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貶低和指責給予了反駁。現在反思「五四」時期的課我也聽到一些，我原本以爲他是搞古代文化的，對「五四」以後的文化、思潮不可能研究得很深入。因爲一般的專家、學者只在一個領域裏精耕細作而有所建樹。當我一個學期聽下來，就不能不感到吃驚，他對「五四」以來的文化以及學術研究上存在的問題都指點得有根有據，分析得深入透徹。現在一般的學者光研究一個魯迅、老舍等都成了自己一輩子的專業，而他卻把清末以來幾乎所有名家如王國維、嚴復、魯迅等人的思想之如何產生，當時受誰影響、怎樣轉變，思路方法上有什麼不對等分析得非常清楚。他還講到胡適在北大推行西學，卻在清華國學院推行中國傳統教育的事。我從未聽到有老師重點講這個問題，我們經常想起胡適，但好像很少有人發現這個問題，注意到這背後的深層原因，龔老師卻往下分析出了那一時代人的矛盾心理。
作爲一個學生，學習的不單是老師的觀點和結論，更重要的是老師研究、思考這個問題的思維和方法，我們應該像他那樣，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而又很重要的問題。他教給我的是正確的思考問題的方法。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朱光潛的時候，談到康德的美學，認爲他其實是用理性的方式、用概念去解釋美的感受，而並未真正提高人的美的感受。對於西方大哲學家的理論，我們大部分是一種迷信的態度，連一些大學者也是如此，康德的理論那麼嚴謹和完整，從根上發現它的本質並進行反思的人實在少見。他在課上提出，經典並不一定都是真理，我聽到後很奇怪，因爲很多老師特別是學者都主張要相信經典，並認真研究。龔老師還對一般以西方理論爲準繩的學術研究現象從思維模式及思路上進行了嚴謹的批評和分析。我們都知道「懷疑一切」這句話，但真正在思考問題時敢於懷疑、認真嚴謹地懷疑就不太容易了。他準確、清楚地發現了「五四」以來迷信西方的原因，而不是單純地去說，去指責用西方理論不對。
他講到「五四」以來我們學術研究不太對的幾種思維模式，一是「貼標籤」；二是單一思考模式；三是「去歷史化」；四是形式性思考，還有以勢定理、「飲鴆止渴」等等。這些都容易讓我們自己陷進去而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一般情況下我們都是在爭論問題，卻很少注意分析對方背後的思維方式，就像辯論雙方只是尋找有利於自己的證據，而不會在現場去分析對方的思維是不是嚴謹，角度是不是合適的問題。能在思維層面上發現問題，要比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反駁和論證要難得多。具體問題的論爭很容易讓人「不識廬山真面目」，要發現思維上的問題，就得從具體的問題中跳出來，有一個更高層面的把握。而他指出的又是不同年代、不同領域的一些著名的學者共同的思維缺點。意識到這一點需要學習不同學科，又不被這些名家的理論所俘虜，進得去又出得來。
現在的學者、專家一般對一個領域知道得越多，對其他方面知道的就越少，這是工業社會專業分工的結果。隨著學科越來越細化，學術研究也越來越細化、理論化和抽象化。雖然人們都在強調跨學科，但在實際層面，沒有很好地將相關的學科打通，學校裏面只是簡單地開一些相關專業的課程，而並沒有真正地融合。北大中文系曹文軒教授在一次課上說，本科生能看懂小說，碩士有些看不懂小說，博士根本看不懂小說。學術研究使學生的思維嚴重地單一化了。龔老師有時會講語音學，有時會講社會學、美學、哲學，古代的、現代的、印度的、西方的以及中國的社會現實，他都能根據需要靈活自如地運用，而不是生搬硬套，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中西方融合。
最不可思議的是他打通了我們認爲不可能打通的概念。有一次他在課上講到，哲學家們思考的是一種抽象、無限的，沒有答案的問題，所以很多人容易著迷，而企業家賺錢也是這樣的，很多企業家掙的錢足夠了爲什麼還要掙，就是因爲錢是一個抽象的符號，是一個無限的期望。一般的學者看不起企業家，認爲他們是財迷心竅，而企業家又瞧不起學者，認爲他們脫離現實，不知人間煙火。龔老師作爲一個學者，能通透地感覺到這兩個有些水火不相融的行業背後也有相通的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如何想到的。龔老師在上課時也提到，現在各學術專家的專業用語，相當於黑道上的黑話，外行人基本上聽不懂，而一般人認爲這樣才是學科的成熟和完善，從而人爲地造成了學科的分化。這需要一個開放的心態，宏觀把握的能力，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厚的個人修養才能做到。
這樣的思維方式對我們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幫助，我們能打通現實生活與學術研究的思維，就不會再去推崇像錢鍾書這樣的書呆子型的學者。這種思維使我們不僅會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在其他方面也會活得很精彩。龔老師的課對我有很大的啓發，是因爲這種思維對理解商業問題也是有用的，應對市場新的變化就相當於我們在學校裏面又學了一個新的專業，打通許多專業的思維就是適應市場變化的基礎思維。我們可以用像學術一樣嚴謹的邏輯去思考日常中的活動。而這些並不是一個個具體的方法，聽到像龔老師這樣一次次的跨專業的真實的突破，我才感到有所訓練。我們現在還處在學科分化的大環境中，而且從一上大學受到的訓練就是細化的，鑽牛角的思維，我們的老師大多也還是以專業化的思維訓練學生，像龔老師這樣能打通的思維我們很少能夠接觸到。
在龔老師的課上會聽到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如：古代人的觀念、雍正一生批了多少萬字奏本、古代人生活的細節等。有時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知識。有一次上課，龔老師講到自己看了三遍《四庫全書》，不覺感到吃驚，一般人看一遍都不錯了。他還講到自己看了許多別人認爲研究學術不看的書，如《相狗經》什麼的。我聽到一個故事，說他年輕時，在家整天端坐看書不出門，他的鄰居都以爲他們家坐了個木偶。在北大我也見過很多同學和老師，看書不要命，學習、研究很刻苦，但龔老師與他們有些不同。他看的是第一手資料，沒有標點的古文等原始資料。而我們很多人看的只是後人的詮釋和各種爭論，往往沒有自己對原始材料的掌握，這樣很容易被專家們的觀點所迷惑。我們現在之所以不去讀第一手材料，是因爲太難讀了。看學者們對這些的解釋相當於吃別人咀嚼過的東西，當然比較容易。讀一手材料才是真正的研究問題，而不是爲了學歷，或只是在做思維體操。
從見到龔老師第一面到現在，我從沒見過他穿西服，無論冬、夏他穿的都是中式上衣。有一次我無意中看到他手錶上的符號，也是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之類。龔老師與眾不同，但從沒有給人孤傲的感覺，平時問他問題，不管是哪一類，他都會認真解釋。也不管是哪一類學生，他都會認真對待。他有一個相當清晰、嚴謹的邏輯，即使平時聊天，中間如果有人打岔，講其他事，他也不會被打擾，接下來還是要把那個問題講清楚。這些小事，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中間，很少有人去按傳統文化實踐的。修身養心其實就在身邊的事情中。北大治貝子園前面的老子像斷了幾根手指也沒人去修，也許學習中國哲學的人對中哲就沒有根本性的喜愛。我還碰到一個學習中哲的學生，經常看他抱著王力的古漢語書刻苦學習，但上課發言時聲音小得聽不見，一年多時間根本沒有改變，有時我就在想，他可能把中國思想當作了一個吃飯的工具，同學習商業課程一樣，雖知修齊治平，但並不身體力行。能做到「知行合一」是很難的。
我還聽到一些龔老師創辦大學的事，也覺得很新鮮。他當校長，不是管理一個學校，而是在這個學校中力所能及地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他創辦的佛光大學，教學樓都是中國古代風格的，建築的很多名稱也是從中國古代經典中尋找的。他把古代收弟子的儀式用到了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學生在開學典禮時會將一把戒尺送給老師，老師則送給學生幾卷竹簡的書。他參加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道教學院，創辦了生死學研究所，把中國一些傳統的喪葬等儀式推廣到社會上。他在盡最大可能去做，而不只是在教書。
龔老師首先是一個老師，但您千萬不要根據詞典上「老師」這個詞的定義去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