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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傀儡戲開場
在板垣的宴會上，我的思想是紊亂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對自己的命運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憂愁。那天晚上，板垣召來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給每個赴宴者配上一名，侑酒取樂。他自己左擁右抱，把斯文正經丟得一乾二淨。他時而舉杯豪飲，時而縱聲大笑，毫不掩飾其得意的心情。
起初，在他還能矜持的時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臉上帶著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順利，達成宿願」，這時，我覺得似乎可以高興一點。到後來，隨著飲量的增加，他的臉色越來越發青，情形就不對了。有個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了我一句：「你是做買賣的幹活！」板垣聽見了，突然怪聲大笑起來。這時我又想，我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我這種憂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陳曾壽等人回到我身邊的時候。這些老頭子得到關東軍的准許，能回到我的身邊來，都是很高興的。這種高興與其說是由於君臣重聚，倒不如說是出於官爵財祿的熱衷。他們一面因我紆尊降貴屈為執政而表示悲憤，一面向我列舉歷史故事，說明創業的君王每每有暫寄籬下，以求憑藉之必要。有了這些教導，加上商衍瀛拿來的「老祖降壇訓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漸穩定下來。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隨侍們給我準備香案，對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來，視民水火，莫由拯救，不勝付託，叢疚滋深。今以東三省人民之擁戴，鄰邦之援助，情勢交迫，不得不出任維持之責。事屬創舉， 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創業之君，若晉文之於秦穆，漢光武之於更始，蜀先主之於劉表、袁紹，明太祖之於韓林兒，當其經綸未展，不能不有所憑藉，以圖大舉。茲本忍辱負重之心，為屈蠖求伸之計，降心遷就，志切救民；兢兢業業，若履虎尾。敢訴愚誠，昭告於我列祖列宗之靈，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關東軍第四課的導演下，瀋陽的所謂「全滿洲會議」通過決議，宣告東北獨立，擁我出任「新國家執政」。上角利一和鄭孝胥告訴我，這個會議的「代表」們就要來旅順向我請願，須先準備一下答詞。答詞要準備兩個，第一個是表示拒絕，等「代表」們二次懇請，再拿出第二個來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張燕卿、謝介石等九人到達旅順。鄭孝胥先代我接見，拿出了第一個答詞：
予自經播越，退處民間，閉戶讀書，罕聞外事。雖宗國之玷危，時軫於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講。平時憂患餘生，才微德鮮。今某某等前來， 猥以藐藐之躬，當茲重任，五中驚震，倍切慚惶。事未更則閱歷之途淺， 學未裕則經國之術疏，加以世變日新，多逾常軌，際遇艱屯，百倍疇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極，風俗之邪詖未知所屆。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一髮千鈞之會，苟非通達中外， 融貫古今，天生聖哲，殆難宏濟，斷非薄德所能勝任。所望另舉賢能，造福桑梓，勿以負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後由我接見。彼此說了一通全是事先別人已囑咐好的話，無非是一方「懇請」，一方「婉辭」。歷時不過二十分鐘，各自退場。三月五日，按關東軍第四課的計劃，「代表」人數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場「懇請」。這次「代表」們完成了任務。我的答詞最後是這樣的：
承以大義相責，豈敢以暇逸自寬，審度再三，重違群望。……勉竭愚昧，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如多隕越，敬避賢路。儻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過場」，我於次日和婉容以及鄭孝胥等人回到湯崗子。張景惠、趙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們在此過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長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時，火車到達長春站。車還未停，就聽見站台上響起軍樂聲和人們的呼叫聲。我在張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幫人的簇擁下走上站台，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隊列。在隊列裏，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動起來，心想我在營口碼頭上沒盼到的場面，今日到底盼來了。我在隊列前走著，熙洽忽然指著一隊夾在太陽旗之間的黃龍旗給我看，並且說：「這都是旗人，他們盼皇上盼了二十年。」聽了這話，我不禁熱淚盈眶，越發覺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車，腦子裏只顧想我的紫禁城，想我當年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城的情形，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燒著，全然沒有注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被恐怖與另一種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們，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過了不多時間，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這就是我的「執政府」。
這所房子從前是道尹衙門，在長春算不上是最寬敞的地方，而且破舊不堪，據說因為時間過於倉猝，只好暫時將就著。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間大廳裏，舉行了我的就職典禮。東北的日本「滿鐵」總裁內田康哉、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來了。參加典禮的「舊臣」除了鄭、羅、胡、陳等人外，還有前盛京副都統三多，做過紹興知府以殺害秋瑾出名的趙景祺，蒙古王公貴福和他的兒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齊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還有舊奉系人物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張海鵬，在天津給我辦過離婚案件的律師林廷琛、林棨。曾給張宗昌做過參謀的金卓這時也跑來做了我的侍從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禮服，行的是鞠躬禮。在日本要人的旁觀下，眾「元勳」們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張景惠二人代表「滿洲民眾」獻上了用黃綾包裹著的「執政印」。鄭孝胥代念了「執政宣言」，其文曰：
人類必重道德，然有種族之見，則抑人揚己，而道德薄矣。人類必重仁愛，然有國際之爭，則報人利己，而仁愛薄矣。今吾立國，以道德仁愛為主，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王道樂土，當可見諸實事。凡我國人， 望其勉之。
典禮完畢，接見外賓時，內田康哉致了「祝詞」，羅振玉代讀我的「答詞」。然後到院子裏升旗、照相。最後舉行慶祝宴會。
當天下午，在「執政辦公室」裏，鄭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莊司令官已經推薦臣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他微躬著身子，禿頭發光，語音柔和，「這是特任狀和各部總長名單 ，請簽上御名。」
這原是在旅順時日本人甘粕正彥早跟我說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筆，辦了就職後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辦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陳曾壽。這兩個老頭臉色都不好看，因為知道了特任官名單裏，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我對他們說：我要把他們放在身邊，讓胡嗣瑗當我的秘書處長，陳曾壽當秘書。胡嗣瑗歎著氣謝了恩，陳曾壽卻說他天津家裏有事，求我務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羅振玉來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職是一名「參議」，他是來辭這個不稱心的官職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卻說：「皇上屈就執政，按說君辱就該臣死，臣萬不能就參議之職。」後來他做了一任「監察院院長」，又跑回大連繼續賣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們不同了。長春車站上的龍旗和軍樂，就職典禮時的儀節、以及外賓接見時的頌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飄飄然。
另方面，我已公開露了頭，上了台，退路是絕對沒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對我說，你不幹就請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遷就」到底。
再說，如果對日本人應付得好，或許會支持我恢復皇帝尊號的。我現在既然是一國的元首，今後有了資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於我專往稱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僅不再覺著當「執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執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
在這樣自我安慰和充滿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這個「階梯」，順利地登上「寶座」，就成了我進一步思索的中心問題。我想了幾天之後，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結果告訴了陳曾壽和胡嗣瑗：
「我現在有三個誓願，告訴你們：第一，我要改掉過去的一切毛病，陳寶琛十多年前就說過我懶惰輕佻，我發誓從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將忍耐一切困苦，兢兢業業，發誓恢復祖業，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繼大清基業。此三願實現，我死亦瞑目。」
典禮後一個月左右，「執政府」遷到新修繕的前吉黑榷運局的房子。為表示決心，我親自為每所建築命名。我把居住樓命名為「緝熙」，係取自《詩經：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句。我更根據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以「勤民」命名我的辦公樓。我從此真的每天早早起來，進辦公室「辦公」，一直到天晚，才從「勤民樓」回到「緝熙樓」來。為了誓願，為了復辟，我一面聽從著關東軍的指揮，以求憑藉，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職權使用起來。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首先是無公可辦，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我手裏。
二、尊嚴與職權
在《滿洲國組織法》裏，第一章「執政」共十三條，條條規定著我的權威。第一條是「執政統治滿洲國」，第二至第四條規定由我「行使立法權」、「執行行政權」、「執行司法權」，以下各條規定由我「頒布與法律同一效力之緊急訓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統帥陸海空軍」，以及掌握「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等等。實際上，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帶著婉容和兩個妹妹來到以我的年號命名的「大同公園」。不料進了公園不久，日本憲兵隊和「執政府警備處」的汽車便追來了，請我回去。原來他們發現了我不在執政府裏，就告訴了日本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便出動了大批軍警到處搜尋，弄得滿城風雨。事後執政府顧問官上角利一向我說，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今後再不要私自外出。從那以後，除了關東軍安排的以外，我再沒出過一次大門。
我當時被勸駕回來，聽日本人解釋說，這都是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覺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樓辦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後，我便對自己的安全和尊嚴發生了懷疑。
我自從發過誓願之後，每天早起，準時到勤民樓辦公。從表面上看來，我是真夠忙的，從早到晚，總有人要求謁見。謁見者之中，除少數前來請安的在野舊臣或宗室覺羅之外，多數是當朝的新貴，如各部總長、特任級的參議之流。這些人見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獻納了貢物，可就是不跟我談公事。我每次問起「公事」時，他們不是回答「次長在辦著了」，就是「這事還要問問次長」。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不找我的。
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氣憤。他向鄭孝胥提出，各部主權應在總長手裏，重要公事還應由執政先做出決定，然後各部再辦，不能次長說什麼是什麼。鄭孝胥回答說：「我們實行的是責任內閣制，政務須由『國務會議』決定。責任內閣對執政負責，每週由總理向執政報告一次會議通過的案件，請執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於總長應有主權問題，他也有同感。他說此事正準備向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提出，加以解決。原來他這個總理與國務院的總務廳長官之間，也存在著這個問題。
鄭孝胥後來跟關東軍怎麼談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後來對我說的一次國務會議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謂「責任內閣制」是怎麼一回事，總長與次長是什麼關係。
那是一次討論關於官吏俸金標準問題的國務會議。一如往昔，議案是總務廳事先準備好了，印發給各部總長的。總長們對於歷次的議案，例如接管前東北政府的財產、給日本軍隊籌辦糧秣、沒收東北四大銀號以成立中央銀行等等，都是毫不費勁立表贊同的，但是這次的議案關係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麼馬虎了。
總長們認真地研究了議案，立刻議論紛紛，表示不滿。原來在《給與令草案》中規定，「日系官吏」的俸金與「滿系」的不同，前者比後者的大約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
財政總長熙洽最沉不住氣，首先發表意見說：「這個議案，簡直不像話。咱們既然是個複合民族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為什麼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說是個親善國家的國民，就該表示親善，為什麼拿特別高的俸金？」
實業總長張燕卿也說：「本莊繁司令官說過，日滿親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莊司令官的本意。」
其他總長，如交通總長丁鑒修等人，也紛紛表示希望一視同仁，不分薄厚。
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總長們的發言，叫議案起草人人事課長古海忠之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談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講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當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來吃大米，不像「滿」人吃高粱就能過日子。他又說：「要講親善，請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這正是講親善！」總長們聽了，紛紛表示不滿。駒井不得不宣佈休會，改為明天再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