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貪官勾串大奸商
古代諺語說：「一個和尚抬水吃，兩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意思是說，當一件事情管事的人太多了，就有了推托卸責的空間，最後達不成目的。
前陣子，我讀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 Thampson》所著的論文集《恢復責任感》，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談到政府的手太多了「Many Hands」的問題。他指出，現代的政府，一件事由太多機關在管，有人管政策，有太多人管執行，有人主辦，有人會協辦。一件事情經常會搞得冤無頭，債無主。這只是現代官僚體系「集體平庸化」之關鍵。他的意思是，當政府平庸，有太多手在管事，只要有任何一隻手放水，整件事情的管理就會一塌糊塗，最後是奸商圖利。有庸吏始有奸商。
最近這半年，台灣的偽劣混冒商品、食用油風暴，再到清境的水土破壞，日月無光的日月光濫排含重金屬鎳的工業廢水事件。這些事件有好多起都是涉及資產幾十、幾百、幾千億的大公司，它們已可稱為「大奸商」。這些大奸商是怎麼形成的？如果我們去逐一追究，就會發現它們的背後事實上有著庸吏的影子。
就以米商泉順為例，它從九月起雖陸續被罰多次，但每次只罰十一萬元和四萬元，農委會上星期雖然祭出撤銷執照的重罰，雖看起來很重，但它的家族成員手上還有八張執照，撤了一張根本沒有任何意義。這顯示台灣的糧商管理，懲罰及發照，是多麼浮濫，再怎麼懲罰都無所謂。
再以清境的水土危機而論，政府雖號稱有管理，但對民宿卻廣開後門，有民宿證照的一口一家，這已等於變相的承認了它的建築合法。於是內政部只得發明出一種「不合法不等於完全非法」的奇怪說辭。清境問題有太多瞻前顧後的因素，它將來如何解決，更不容樂觀。
至於日月光事件那就庸吏更多了。以前的「水污法」只防小公司，不防大公司，罰款只有區區六十萬，對像日月光這種年營收二千二百億的公司只是九牛一毫毛。而且事發後，各大工商團體立即向行政院長說情，楠梓加工區管理處這種親商機構更是亂開後門，使該公司可以接管海放，全部排向大海，至於經濟部則表示「輔導重於懲罰」這種偏向資方的談話。可以想像到，高雄環保局這種小單位要辦大公司，必須承受多大的壓力了。日月光敢於長期違規，其實是有恃無恐。在政府那麼多管事的手裏，最有力的那些官都在它的那一邊。上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加工區管理處的一堆庸官都在幫忙護航。
有庸官斯有大奸商，因此我強烈推薦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貝的觀點。他主張刑法中應增加經濟犯罪的專章，例如偽商品、惡意污染、詐欺案，都應根據它意圖獲得的利益，乘上違規被發現的或然率來懲罰，而不能像以前一樣，只是根據它所造成的傷害來賠償。相信重訂罰則，大奸商才可能根除！
台灣網民的反撲
近代的民主已進入所謂的「網路民主」或「數位民主」的新階段，有些理論家認為，由於人們更有表達的管道，人民的聲音會更加突出，因而民主可以更加活化。
但這種理論是真的嗎？我最近重讀了美國法學泰斗桑士坦（Cass R. Sunstain）所著的《網路共和國》，又讀了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政治教授興德曼（Matthew Hindman）所著的《數位民主之迷失》，他們的說法卻和其他人不同。他們認為政治依靠的是結構與實力，而不是無法發生作用的表達自由。因此統治者縱使在網路上被人罵到臭頭，這對他們的結構與實力仍然影響不大，他仍在為所欲為。這也就是說，如果網路上的聲音不能集中成為一個結構和固定的實力，它對統治者根本無法成為威脅，也很難成為改變的力量。
因此，馬英九民調只剩九．三趴怎麼樣？他被網民選為十大惡人之首又怎麼樣？這對他的為所欲為完全不能發生遏止的作用。而他的吃定了人民是有理由的：
一、台灣的政府已不是個「有反應的政府」，已不會對民意作出回應，它雖然不可能壓制民意，但已養成一種不理會民意的習性，你們可以在媒體上、在網路上罵他，但這只是一種發洩的自由，卻不是改變政治的行動。一百萬人罵他，不等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改變。
二、國民黨不管怎麼講，仍是台灣最大的政治結構。它有龐大的黨產，龐大的組織，眾多的地方角頭以及人們無從知悉的金錢資源，以及最龐大的媒體力量，只要一到了選舉，這些資源一旦發動，它仍是最大的勢力，遠遠的超過了別的勢力。這個人臭了，就換另外的人，它仍是最有可能的贏家。
三、在這個「後民主」的網路時代，整個民主政治已走往退化的方向，統治者在普通時候完全不理會人民的聲音，笑罵隨便你們，他只管自己的基本群眾加軍公教和富人的利益；到了選舉的時候，他的結構勢力全部動員並向對手發動抹黑攻勢，他的無能就會被稀釋，一切又會回到基本盤，不致於像人們想的全軍潰敗。「後民主」時代的政治由於已分為平常時候和選舉時候這兩塊，而這兩塊並不必然相關，這乃是統治者敢膽大妄為的主因。
因此，興德曼教授指出，人們對網路民主所形成的氣氛不要太信以為真，氣氛可能是假，一定要把這種氣氛變成論述和結構，才可能形成足以改變現狀的結構和力量。今天的台灣，人們太注重網路上的嬉笑怒罵，太不注重反對結構及勢力的經營，這才是我擔心的。如果一個只有九趴的領導人，他的政黨在未來的選舉中還可以免於潰敗，那就真是台灣民主真正的失敗！
對馬政府劃下紅線
政治上的授權行為乃是一種信賴關係。如果你事情愈辦愈好，證明了你有能力，別人自然會產生「你辦事，我放心」的信賴，久而久之就放手讓你去發揮。但如果你事情愈搞愈糟，人們開始出現「你辦事，我不放心」的認知時，人們由於不再信賴，就自然而然的對你施加限制。因此當一個政府被人限制其權力時，真正應該自省的，乃是自問，為什麼他會失去人們的信賴？為什麼他把事情愈搞愈糟？
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及其執行，過去五年多裏，都是政府說了算，人民無法聞問，反對黨和國會也無法監督。在政府的一意孤行下，不但台灣的主權日益剝落，台灣的經濟也一步步被框進了中國市場中，它造成台灣產業、技術、人力和資金的大量流出。台灣經濟已進入「依賴而不發展」的階段，尤其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點九，這證明了台灣產業和就業機會的空洞化。雖然還是有許多台商賺到錢，但那是以台灣在地的凋蔽為代價的。到了今天，馬政府還要硬推服貿協議，真不知要把台灣搞到伊於胡底！
由於兩岸政策已成了「他辦事，我們不放心」的問題，所以王郁琦春節過後要去中國訪問，人們當然要替他劃紅線。目前馬政府的親信已完全掌控了兩岸政策，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可以由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會見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脫口而出「向主席報告」看出他們的基本心態。他們真正的心裏，已把中國視為上級，他們乃是屬下，當然要「向主席報告」。如果不對王郁琦劃紅線，他見到中國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搞不好就會說出「向張主任報告」這樣的話。除此之外，他也可能在服貿協議上做出許多讓步。人們還擔心他會為了國民黨選舉，去向中國討救兵。馬英九為了選舉，早已把台灣內政中國化，用中國來恐嚇台灣選民，王郁琦現在去訪中，就有去討救兵的可能。當然要替他劃線。而且我認為，不能只有這次劃紅線，更應該：
一、強化國會對兩岸政策的監督，不再讓馬政府一意孤行，傷害到台灣的核心利益。立法院長王金平主張應有常態性的「立法院兩岸事務因應對策小組」，這是正確的主張。
二、幫立法院強化兩岸政策的例行性監督，這是使得政府這個輪子加上鐵鏈，使它不致亂跑而翻車，近年來政府出了大紕漏的部門，如國防部、外交部、經濟部、內政部可能已有必要由立法院強化監督，一定要國民黨立委自我改變，找到國會自主的角色，拒絕再當橡皮圖章護航派。如果立法委員不能揚棄自己的黨派性，找到自主的監督制衡角色，那麼台灣的民主就永遠走不出行政獨裁的陰影。
當財閥控制國家
近年來，全球批判經濟學最重視的問題之一，乃是少數財富寡頭（即所謂的「財閥」）的競租行為。
西方當代主要經濟學家，他們是拉古拉姆．瑞詹（Raghuram Rajan）和賽門．強森（Simon Jonathan），他們都曾經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們指出：目前這個時代，政商支配階級已更純熟的利用他們掌控的政治槓桿，來擴大他們的優勢，增加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政治槓桿，從最原始的官商勾串、任意圈地、租稅特權，到最新的假私有化之名，掌控國家的新利權；和以各種鬆綁及紓困獲取更大的國家利益。政商支配階級這種以重新分配的方式使財富權力更大的模式就是「競租」，它並沒有為經濟創造新利益，也沒有為公眾創造新的福祉，只是透過政治槓桿，使他們個人取得更大的利益。這種「競租」行為，易言之，就是財閥控制了國家，而政府的無能及為虎做倀，則是共犯。因此，瑞詹教授遂說了這句很多國家都可通用的話：「很多人之所以取得暴利，是因為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密切，土地、天然資源，政府合約或營業執照，是我們億萬富豪的主要財富來源。」
財閥利用政治槓桿來擴大他們的財富，這種新型態的「競租」，台灣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就以最近鬧得火熱的國道電子收費問題為例，人民反感的亂收只是最瑣碎的部份。它的上游涉及遠東集團與「交通幫」官員的勾串，以BOT之名取得利權，在整個過程中，交通部卸責包庇，完全沒有盡到管理監督的責任，才養成財團財大氣粗，吃人夠夠的風格。這起事件的財閥「競租」，圖利私人，而公共權益卻被出賣，才是問題的真正重點。財閥競租，為所欲為，其先決條件乃是必須有無能的政府來配合當共犯。這次的收費風波，交通部配合演出，表演得荒腔走板，而他們不管怎麼演，國民的權益，尤其是交通資訊的沒有保障，乃是他的後果。
近年來，台灣大大小小的財團都踴躍「競租」，圖利私人，這種「競租」圖利，早已準制化：
例如大多的財團像遠東集團，它有本領官商勾結，與官場的交通幫合作，取得所有的道路利益，其利益都是十億百億起跳。在政治槓桿上，它已取得了重要的支點地位，可以說已綁架了整個國家。
例如近年來台灣許多大大小小的財團都在BOT之名下，取得了重大的利權，BOT已成了政商勾串最容易的管道，BOT已需全面重估；再例如圈地運動乃是政商勾串最古老模式，它早已在台灣復活。
現在是個財閥競租的時代，台灣也應警惕！
